关于梁启超新史学的几点认识

摘要：梁启超新史学在二十世纪初掀起了一场"史界革命"，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界及社会革命思潮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主要阐述了梁启超新史学的内涵，讨论了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原因及其对当今我国史学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梁启超；新史学内涵；几点认识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046-04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近代著名史学家。1901年他发表了《中国史叙论》，1902年他发表了《新史学》，正式在文中提出他的新史学思想及倡导“史界革命”的主张[1]（P522）。梁氏《新史学》的发表标志着近代新史学理论的产生，他在文章中对传统史学的猛烈批判，指出了传统史学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君王谱牒，同时他提出来了要发展以探索社会发展进化规律为主的新史学及以国民为主体的新通史。他的这些主张不仅在当时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对社会思想的变革产生了促进作用，并和正在兴起的社会革命思潮相合拍，因而形成所谓“史学革命”，极大的改变了传统史学地日渐没落对社会形成的束缚，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在此之后掀起了新史学研究的热潮，涌现出了夏曾佑、刘师培、章太炎、王国维等一大批具有新史学思想的史学大家，新史学的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梁启超可谓其先驱。

一 梁启超新史学的内涵

（一）对传统史学的猛烈批判。

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是他新史学理论的代表作，是他为了将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树立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而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猛烈地批判。主要是对旧史的“四弊”、“二病”和“正统论”的批判。

1.对旧史“四弊”、“二病”的批判。

梁启超认为在四库之书中，占六七成的史学书可谓汗牛充栋，而自太史公以来以史家著称的不下数百，我国的传统史学是极其发达的，但其中大多都是“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开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也”。 梁氏认为这是因为传统旧史有“四弊”，“二病”的缘故。他所说的“四弊”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家谱”，记载的只是那些有权力的人兴隆衰败的事情，你兴我亡，你来我往，彼此争战而已。这样的史书只能是为封建统治者提供“资鉴”，而不是为一般国民编著。也就因此滋生出所谓“正统”之争，进而影响史家的独立思考，形成所谓的“笔法”之争，使史学成为愚民的工具。梁启超认为新史学家应彻底改变这一点，创出适合时代要求的新史学。“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1]（P517）中国的封建正史，不是把人物作为历史的材料，只是把历史变成人物的画像，不是把人物作为时代的代表，而是把时代变成人物的附属。二十四史的本纪、列传，一篇又一篇只是简单的罗列陈述而已，显不出群体进化的规律。二十四史不过是无数个人的墓志铭的集合而已。“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中国的封建正史只是以往的历史的呆板记录，不到改朝换代时不能出现，从而导致众多史家往往“知古而不知今”，不敢面对现实， 也就不能为现实服务了。“四曰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1]（P518）中国的封建旧史，记载的都是历史事实的机械罗列，至于前因后果，以及这些事情产生的影响，以及有何借鉴之处却全然不谈，这样的史书虽然汗牛充栋，却只是蜡人院的偶像，一点生气都没有，也就无法揭示历史发展的因果规律，不仅不能发展民智，只能是愚民而已[2]（P427-428）。诚然，初看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旧史的批判可谓猛烈之至，甚至到了“体无完肤”了，但仔细一想又不尽然全对。在近代西方国家和民族思想传入之前，我国史学确实存在着朝廷与国家分不清的情况，但是到了明末清初时，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已对封建君主一人独裁天下，将天下人的天下据为一己的天下表示怀疑并大力批判，只是由于局势所限而尚未有梁启超这样的见解，但也不能说全无国家的概念。而所谓传统史学和史家毫无群体意识，只能说中国的国民意识很少，而不能说全无，其实古代的很多中国思想家和史学家都很重视“民本”这一概念，提出要顺民心，应民意，才能得天下，发展国家，实现天下太平，民族强盛。至于不敢谈当今政治，也并非一向如此，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很多言论就是针对当时政治而提出的，在《史记》中，司马迁就曾对汉武帝的功过进行评价，只是到了唐朝以后史学几乎都是官修史，史家对当朝之事才议论渐少，加之明清时期的文化高压政策，更是使广大史家绝少谈论时政了，也才形成梁启超所说的只知道古代的事情反而不知当今的现实情况了。至于谈到“理想”也就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中国古代史家在这点上还是有成就的，司马迁记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唐初史家论隋朝的灭亡与秦、隋两朝历史的比较，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顾炎武对明朝灭亡的思考，也是有很多独到见解。

所谓“二病”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认为由于史家对于形势发展记述的事情没能分清主次之别，记载的基本上都是“皆此等邻家猫生子之事实”，让人读了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收获。“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除太史公、杜君卿、郑渔仲、司马温公、袁枢、黄梨洲外，均是所谓公等碌碌，因人成事。”[1]（P519）认为除了上述司马迁等六人稍具有独创性之外，二十四史中其他著作只是简单的模仿《史记》而已。这两个问题在中国旧史上情况也并非完全如梁氏所说，只是由于中国史学自古就很发达，为世界所罕见，而其中的很多优点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很容易被日渐教条化而趋于陈腐，以至积弊难返，也就难免如梁启超所言是非要改革才有希望。

2.对“正统论”的批判。

在《新史学·正统论》中，梁启超对所谓的正统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认为中国史家历代所犯的错误中没有一个像“正统论”的毒害这么大的。因为所谓“正统”，即“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于是乎有统，又以为天下无二日民无二王也，于是乎有正统。统之云者，殆谓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云者，所谓一为真而余为伪”。[1]（P527）并列出六条所谓正不正的依据后，发现它们之间是相互矛盾，没有一个能够作为真正的凭证。如：一为本朝辩护，北宋尊魏，南宋尊蜀，都是为了自己政权的正统地位；二为宣扬奴性和神话帝王，正统产生的本质是“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煸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4]（P51）并由此提出应学习西方以国民作为史学主体做法，以“国民”取代天子在统治中的地位，认为所谓“正统”应当是在国家而不是在君主一人，在民众而不是君主一人，再一次强调了他的“民史”主张。

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猛烈批判简而言之就是“四弊二病”，认为这是“中国之旧史”的致命弱点，也是由此导致中国国家思想至今不能兴起的重要因素，也是我国的群力，群智，群德不能发生，群体不能成立的原因之一。所谓二十四史几乎成为了“二十四姓之家谱”，是墓志铭，相斫书，蜡人院的偶像。他认为：千百年来史家“陈陈相迹”，毫无创作可言， 是中国无新史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最终导致中国史学“外貌虽极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益矣”。[1]（P521）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尽管有些偏激过头之处，却也击中要害。封建旧史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层层堆积，封建意识根深蒂固，近代史学要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必须以凌厉的攻势，廓清其谬误，使人们猛醒过来，认清封建毒素的危害。因此梁启超才会大声疾呼实行“史界革命”，创造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史学。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述说了近代史家与古代史家的不同“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是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关系与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这运动进步，即国民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6]（P354）

以上这些批判性的观点，从现在看不免虞浅夸大，但在当时确是振聋发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此吕思勉是这样看梁启超的新史学的：“谈到新史学来，总有一个不能忘掉，而亦不该忘掉的人，那便是梁任公先生。梁先生的史学，用严格的科学眼光看起来，或者未能丝丝入扣。从考据上讲起来，既不能如现在专家的精微，又不能如从专讲考据的人的谨严，所以他的作品，在一时虽受人欢迎，到将来算起总帐来，其说法是否被除人接受还是有问题，但他那种大刀阔斧，替史学开辟新路径的精神，总是不容抹煞的。现在行辈较前的史学家，在入手之初，大多数是受他影响的……所以其影响学术界极大”。[7]（P469）可见梁启超新史学当时在史学界影响极大。

（二）对新史学框架体系的探索。

梁启超认为新史学要超越旧史学，就应以进化论作为指导，来探讨和叙述人群进化和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他说新史学要“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还必须“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及“其相互关系”他认为地球上人类和一切事物都是依照进化规律发展的。因此他认为新史学的任务，就在于“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1]（P525）然后才能使后人依此去寻找他们的幸福。这是我国学者运用资产阶级社会进化论对历史及史学的目的、任务所作的第一次明确的阐述，在此基础上，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历史不是直线式的发展，而是有进有退的螺线式发展，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所谓“一治一乱，治乱相循”的观点是错误的。

在历史进化观的指导下，梁启超还尝试把旧史分成上世、中世、近世等三世，并对其中的学术思想进行不同于旧史的分期[8]（P324）。尽管他的历史分期法并非完全科学，但相对于以朝代为断代的旧史而言，已有所进步。由于单纯的进化论无法也很难解释纷繁的历史现象，所以梁启超还吸收了当时非常流行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到新史学研究当中，认为一定的文明是由相应的地理环境决定的，只有将地理与历史相紧密的联系分析才能真正地认识文明。由此他提出了寒带的人由长期生活于恶劣环境，因而性格凶悍且善于战争，温带的人由于优越的环境而性格文弱且长于文化，这也是我国历史上多是北方民族侵略南方民族，并多次获得成功的原因。这些理论相对于旧史的民族论和正统论来说，他看到了地理环境对于人类历史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是具有进步意义，但是梁启超过于夸大地理环境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作用，且又简单照搬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未能对中国历史作深入分析，缺乏严谨的考证，虽然影响很大，但很难有说服力。此外梁启超在批判旧史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英雄史观的同时，也采纳了当时西方流行的新英雄史观，认为历史是离不开英雄的，英雄与时势的关系是“英雄固能造时势，时势亦能造英雄，二者如形影相随，未尝少离。”，“英雄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造因不断，斯结果不断，”[3]（P212-213）由此提出来古今中外的历史是由少数伟人所造的，同时他又认为没有众多国民等“无名英雄”，所有的英雄伟人也是难以出现的。这种折衷的英雄主义观相对于单纯的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旧史有进步，这种史观也反映了他在这一时期政治上所主张的改良主义观点。在历史观上，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理论的影响，他对文化与历史的作用十分重视，认为“学术势力左右世界”，由此写出了许多关于学术研究的著作。在编纂体例上，他还批判旧史因循守旧，不知创新，认为应打破旧的纪传体、编年体等旧体例，采用欧美的章节体编著新史，并在他的著作中进行尝试。这些都是他所提出的新史学理论框架，尽管比较笼统，但是也对新史学的发展规划了方向，对后来的史学发展有重大借鉴作用。在论述了对新史学的界限后，梁启超从史学自身出发，提出新史学应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体，认为“凡学问必有主、客观二界”。[9]（P525）史学必须合此二观，才能创出传史，梁启超把历史哲学与“良史”联系起来，强调史家主体修养的重要性，其中包含了对历史观的重视，又不忽视客观环境，这是新史学的一大妙笔。在史学的作用与功用上，梁启超以“经世致用”为思想，认为“史学，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1]（P515）将史学的地位置于启发民智，激发爱国心的重要地位，这也体现了他在这一时期主张的史学要为国民服务的主张。

由上述可知，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就是资产阶级的社会进化论，并辅以地理环境决定论、英雄史观和文化史观等。它主张以发展变化的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探索“人群”的进化，进而追寻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等一切领域的进化规律。它大力提倡学术的“致用”，强调提示历史的“公理公例”。让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因此，可以说这种理论已突破了封建史学的束缚，远非其所能比。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从世界观到方法论，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都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开创者并不为过。然而正如同时代许多学者一样，梁启超的史学观也是不完善的，他只是简单吸收了西方新史学观应用于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中，给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气息和思想，而未能完成真正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任务。

（三）梁启超对新史学的反思。

由于这一时期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主要是从日本转译过来的，并非完整的西方史学理论，所以当另一次更新的文化思潮开始冲击中国传统文化时，人们又不得不对20世纪最初几年思想文化界“革命”重新认识时，“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首先对自己提出的“新史学”作出了认真的反思。梁氏认为“对于‘今文学派’为猛烈的宣传运动者，则新会之梁启超也”， “其后启超等之运动，益带政治的色彩……盖学术之争，延为政争矣”，“启超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尝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10]（P68-73）通常人们谈到梁启超时大都注意他在政治上的变化，却很少谈到他本人在思想上系统的反思。概述起来有以下几点：

其一，梁启超承认自己思想上是变化的，是“保守与进取常交战于胸中”，因而常常自相矛盾，甚至“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10]（P70）认为这只是他个人性格弱点而已，并非如人们所说的完全由于政治立场和态度决定的。

其二，梁启超认为由于自己起初参与的运动多带政治色彩，并多以民权论来抨击政治，借谈论旧史的得失来倡导其政治主张，从而导致“学术之争延为政争”。[10]（P69）这也是20世纪初他提倡“新史学”和“史界革命”等口号的初衷，其目的在于社会变革而非学术变革，是利用史学“经世致用”功能，强调史家应发挥在史学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以史学为“爱国心之源泉”，推动社会变革武器，甚至于变成党派之争的工具，“新史学”开此先例，长期影响了近代以来史学的发展。“晚清代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10]（P73）这是多么深刻的自我批评，这也是后来许多学者在研究清代史学思想时所应具有的态度。

其三，新史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梁氏认为外来思想学说应无限制的尽量输入，但必须是“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并“具其条理本末”，而“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以论列，故其所述者，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10]（P73）然而这并非是梁启超一人毛病，近代以来凡引进外来学说的人几乎都有这一通病。这也就不能完全归罪“新史学”，但这些现象在研究20世纪史学时，却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总之，梁启超对新史学的反思也应该成为其新史学理论的内在组成部分，我们从中真切地体会到了他的史学批判精神，这是一个史学家最为可贵的财富。

（四）梁启超晚年对“新史学”的创作实践及其成就。

在梁氏后期的作品中，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著作的编著和思想较前期已有明显的成熟与进步了，不再是单纯空洞的批判旧史和空谈新史学理论，而是将理论付诸实践，从中国传统史学出发，从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政治制度中立论，思考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力图能找到一条不同于西方民史，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梁启超自《清代学术概论》之后关于清代学术的又一巨著。在这一论著中，梁启超更加具体地对清代的哲学、经学、史学、考古学、地理学、金石学、文献学、美术学、及历法、算术、水利等各门类进行综合述评，又几乎有每本专著的简要介绍。全书涉及的各派学者六百余人，列名介绍的著作近千种，其规模之宏澜，是前所未见的，可谓当时清代学术的百科全书。在《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已突破封建学者凝固、僵化的观念，以发展的观点，从学术和政治的相互关系，及学术思想本身的渊源继承关系，去探寻各种学术思潮的兴起，发展、衰弱，给人以鲜明的历史感。很显明，这二部著作的思路和《新史学》对传统文化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因为梁氏认为清代思潮是对宋明理学的反思，是对古代汉学的“经世致用”的复古， 是与欧洲文艺复兴相类的关系，是不能忽视和轻意否定的[11]（P3-11）。

1922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文中，虽然他对传统史学仍有严厉的批评，但他已看到了其中的重要价值。因此他在文中批评了全盘否定史学遗产的见解。他说，“中国历史可不读耶？……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唯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12]（P3）他对中国二千年史学的不满意， 是因为大多史家没有创新精神。但他对于中国史学史的史家还是作出了积极的评价，尤其是对刘知几、郑樵、章学诚三人尤为推崇。认为自从有这三人，中国才有了所谓的史学。在文中，他还提出“史之改造”的任务，以适应近代社会的需要，他从史学的功用，史学的目的，史学的范围，历史的客观性质，历史表述等有关的历史理论问题进行阐述，期望能使中国史学有一个大的变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梁启超从文化史的角度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中国史学史的框架，认为中国的传统史学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应该形成独立的史学史学科。对于史学史的框架，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史学史最少应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和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梁氏的这一构想，成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前中国史学史书的基本框架，也对以后的史学史的写作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P250-265）。在梁启超所设想的最近中国史学的趋势中，他特别分析了史学史的一些缺点，诸如清代以来史家只注意史料的考证，史料的钩沉，打无所谓的笔墨官司以及清人经学沉溺于辑佚之中所带来的诸多不良风气，而忘了思考史学的大势，失却了史学史应有的宏大历史观。所以梁启超后期的著作多是纲领性的论述，而未能加以细化、论证，其目的就是为了进行新通史创作时所用，但未能如愿以偿，我们也就无从知晓梁氏的新通史如何了。但仅从这三部梁启超后期著作中已能看到其史学理论上的进步，这也说明了梁启超在史学上的巨大创造力和开阔眼界。

二、梁启超史学新思想产生和变化的原因

尽管梁启超的史学著作和研究方法及指导思想上先后变化很大，甚至有时前后自相冲突，但这并未影响他被称为“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世界巨匠”，“也是才识兼长和影响最为广泛的现代史林泰斗”。[5]（P272）他的成功，首先是因为他对传统经史文献有深厚的功底。正是因为他精通经史诗文，并有良好的造诣，且师从康有为学习过公羊说，积累了丰富的整理古代文献方法和清代学者的成果的经验，因而能在接触西方史学新观念及进化论后能大胆的对传统史学的陈腐教条进行批判，在学术上进行理论创新。其次是梁启超本人能够大力吸收西方新思想和新理论为已用。梁氏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期，国家内外交困，西方的理论正值输入中国的强势期，当时的进步人士都在思考和寻找中国的出路，而作为资产阶级改革派的梁启超本人又处于政治前沿，对于传入的西方学术理论他能够尽收为所用，从而超越“经世致用”史学家范畴，以西方史学理论和进化论思想为指导发起“史界革命”，创造出他认识的新史学。最后梁启超之所以能在20世纪初提出新史学理论，并取得巨大的影响，这是与他本人能够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开阔的新视野是离不开的。当然由于梁启超本人未精通西文，所以他的理论指导只能吸收一些已翻译的史论，而未能吸收西方最新的史学理论作为指导，因而他的理论不免有“浅且杂”之讥，但就当时情况而言，其开创之功是不可抹杀的。

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是多变的， 这与他一生都在接受新理论及学说，在政治上主张是多变是离不开的。二十世纪初，他撰成《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文，他在文中以激烈的言辞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对传统史学的严重毒害，成为当时“史界革命”思潮中启迪人们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新史学》一文不仅提出要摒弃旧史的封建性、因袭性及体裁陈旧等弊病，更是提出要以西方的民史观为指导，写出能总结再现人群进化，表现史家创造精神和独到见解的新通史，也阐述了历史应体现“历史演变进化关系及其公理公例”等进化论为核心的新史学理论，为近代史学的初步发展规划了方向。这些理论除了梁启起本人能吸收当时西方的思想和史观作为理论指导外，还与他本人在当时一度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思想有关，同时也是他在综合了自己所学的公羊学说和西方进化论和近代国家学说后，对中国在学术上何去何从的一次思考后的反映。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猛烈批判， 是建立在以西方史学观和进化论的综合之上，加之他本人兴趣广泛多变，而未能得到充分论证，其所倡导的新史学指导理论也为后起的胡适、傅斯年所提倡的史学理论所替代。

三、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影响和借鉴意义

梁启超新史学虽然距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了，但重读他的作品仍能感受到他对传统旧史的批判和继承精神，他所倡导的新史学理论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法，对当今史学研究仍有诸多启示。20世纪初，在社会变革思潮方兴未艾之际，梁启超在纵观了中外社会历史和现状后，联系中外史学的差异，大声疾呼“史界革命”，对当时传统史学进行猛烈批判，提出创作出适合时代发展需求的新史学，从而推动社会变革，树立国民的民族精神，实现民族自强。在当时民族危难，国家内外交困之际，梁启超的《新史学》通过对传统旧史的批判，无情地揭露了封建思想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推动了人们思想的解放。然而正如梁启超和其他史家对他的新史学的评价一样，梁启超早期的史学观是有不足的。主要是他把史学与政治联系得过于紧密，在方法上以偏概全，片面否定传统史学，而未能发现传统史学的长处；在理论上只是简单地将西方史学理论用来改造传统史学，而未能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和论著[13]（P265）。而到了晚年，梁启超的史学观已较前期成熟，对中国传统史学也不再是简单否定与肯定，而是既有批评，又肯定其独有的价值；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创作中国史学史的设想，并阐述了他认为有必要提倡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尤其是对史学史理论的设想更是给中国史学史研究开辟了新道路。

梁启超作为新史学的巨匠，他对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发展是功不可没。而他对传统史学的大胆批判和反思继承的治史精神是他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当今进行史学研究不应忽视的宝贵财富。然而后世许多史学对待梁启超的新史学的治史精神和著作并未能深悟其丰富内涵，只是简单的照搬他猛烈的批判旧史，宣扬其政治主张的手法，对史学遗害不小。这种不正常的史学研究法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史学界中已引起深刻反思，史学的研究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进入一个崭新发展的时代。在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取得重大发展进步之际，史学也面临着日益边缘化的困局，史学教育急需进一步普及和提高，使广大国民都能对本国历史较为熟悉，从而树立起应有的民族精神和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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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覃宏亮（1987-），男，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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