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二题

王手 温州市区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近年小说散见于《收获》《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刊，部分被选刊转载并入选一些年度选本。有中短篇小说集《火药枪》《狮身人面》《柯依娜一个人》，长篇小说《谁也不想朝三暮四》《在迷乱中生长》《一段心灵史》等。曾获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华文学选刊》“中华文学奖”、《人民文学》年度中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奖等。小说《软肋》《本命年短信》《自备车之歌》分别入选2006、2007、2009年度中国小说学会“中国小说排行榜”。

专家对话会程序

以前没出过国的时候，不关心这方面的事情。等现在有机会出去了，发觉意外的事情特别多，这真是应了我们这里的一句老话：等我扒猪屎，猪也拉肚子了。先是我们市里的一个考察团在外面丢了行程表，结果被捡到的人晒到了网上，说见不到“考察”的内容嘛，尽是在繁华和敏感的地方穿梭啊，立刻引来网上一阵痛打。后来，又有一个领导出访时溜了，据说还是个团长，说自己旧病复发，去医院急诊，结果玩蒸发了。这事影响更大，大在老婆孩子都已在外面办了卡，也就是说，访问只是一个环节，想溜是蓄谋已久的。这两件事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境外出团立刻叫停。当然，上面也不是铁板一快，也门开一条缝，像我们这些早就被邀的，已经审批的，签证也办了的，机票有预订的，为考虑国际影响，还是走吧。但有个后续要求：日程要压缩，国家要减少。比如原来是12天的，压到9天，原来是5国的，减至2国。有政策就好，就怕一刀切，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这个团就通过重新运作，照常出去了。

我们以前笑境外旅游有一句话，叫“上车睡觉，下车拍照，逮到厕所撒尿”，经典，一幅匆匆的走马观花“赶路图”。这次我们不这样了，我们利用“缩减”的政策变通了一下，搞“深度游”，我们不再浮光掠影，我们要好好地学习考察。为此，我们还附加了一个项目——与国外专业人士对话，这就把我们这趟出去更加冠冕化了。

我们现在去的国家是瑞典，原先我们的计划是北欧四加一，芬兰、瑞典、丹麦、挪威，外加一个冰岛，现在我们“深度”成芬兰和瑞典，我们不再“蜻蜓点水”，我们除了斯德哥尔摩，还要去林雪平、马尔默、哥德堡，非常的充分和丰富。在出发前，我也稍稍地做了一些功课，了解了这些地方的精华所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举行颁奖晚宴的市政厅，老皇宫繁复的换岗仪式，奇妙的瓦萨沉船博物馆，据说，这艘17世纪的战舰，造好后由于设计上的“硬伤”，开出两百米就翻了；林雪平，瑞典的高科技、高等教育中心，1250年便有了教会学校，城里美术馆、电影院、音乐厅、图书馆众多；马尔默，地处海滨，港口运输业发达，联合国进行航海管理和海上安全教育的世界海洋大学就设在这里，这个城市还有个特色就是，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私人的，这有点像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哥德堡，出名的是沃尔沃，而更加闻名的是高尔夫球场，可以想象，一个城市的布局都考虑了高尔夫球场，那是多么的郁郁葱葱啊。我们对瑞典之行充满期待。

如果说，去芬兰时，因为我们的惶恐，我们担心发生意外，我们想象了小偷，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在瑞典，小偷是不会出现的，但我们仍然强烈地意识到，由于我们的无知，我们的语言不通，我们对外面国情的不了解，我们有可能被忽悠，而受骗上当。我们毕竟是“乡下人进城”，毕竟从一个“初级阶段”来，到一个高度发达高度现代的地方去，我们真的是小心翼翼地“探访”，而引导我们的是，在外面谋生了多年的国人中介。他们在外面练就了很好的经济头脑，也很好地继承了老外的处事风格，当怎样就怎样，客气但决不含糊。比如，在谈到我们设计的那个“对话会”时，中介就说，嘉宾的出场费是按时间算的，一小时起价，超出了就要累计；还说，接待的小费是按人头付的，不是以次数付的。这让我们很不爽。我们在国内开会哪有这样的？一点也不友好，没有人情味，好像做生意一样。这让我们觉得这个对话会是那样的紧张局促，我们不时地看表，说话意犹未尽，生怕超时了累计了出场费，这多么没劲；因为牵涉到小费，我们还要控制人数，随团人员就不去了，专业不对口的也不去了，弄得大家心里疙里疙瘩的。又不能取消它，取消了又是违反原则的。总之，瑞典之行虽不像芬兰那样，但也有着急和纠结的地方。

我们是坐“维京号”到达瑞典的，这艘船我们在赫尔辛基的港湾里见过，那真是一艘豪华邮轮啊，有点像“泰坦尼克号”。从踏入船舱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有了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十几个小时，歌厅、影院、酒吧、赌场、海盗式自助餐，轮番“轰炸”，每个内容都弄得我们脸上红扑扑的。更有意思的是北欧的“白夜”，我们从赫市出发时正是夕阳热闹的时候，红白相间的船体像涂了金粉一样熠熠生辉。我们经常地跑到甲板上看看，身边是海鸟和岛屿，夜就没有半点下来过，直接就亮到斯德哥尔摩了。

斯市的第一个项目是参观市政厅，但到了之后我们却被阻止了，导游去问了缘由，说，一大早有个年轻人不要饭吃了，爬到最上面的尖顶上跳了下来，这会儿，里面在检查隐患，而掉人的地方在清洗血迹。据说，下午第一个安排我们进去。没办法，别的地方一下子也去不了，导游就安排我们在附近走走，拍拍照，看看风景，其实也已经很奢侈了。面前就是一条河流，碧波荡漾，清灵的水光把周围的角落都映得新鲜漂亮，再衬上无处不在的青草绿树，蓝天白云，那些建筑就显得高的更高，古的更古，红的更红，白的更白，反过来看，好像整个城市都浸泡在水底下。

在河边的广场上，有个外国姑娘突然来打扰我们，我们立刻就警惕起来，一拨人站成一团，狐疑地拿眼审视她。在我们国内，在路上，突然的有人找你说话，而且流露出非常诚恳的神情，不用多想，他的背后肯定是一个巨大的骗局，这个我们太有经验了。我们之所以警惕还因为姑娘的打扮，她扎了花辫子，穿了破衣裳，一条花闹的大裙子，有点像流浪的吉普赛女郎，我们的第一个想法是：她是不是一个疯子？有可能还是个花痴？第二个想法是：看看她准备骗什么。她不停地和我们说话，焦急而费力。我们戒备着，不和她靠得太近。我们听不懂她的话，导游也是勉勉强强地解读，说她想央求我们一件事。我们暗笑了一下，好像已窥破了她的内心。什么事？姑娘说，我要一双袜子。这要求太奇怪了，太有悬念了，也吊起了我们的胃口，我们指示导游问她，要男袜还是女袜？姑娘指了指我们的脚，说，要一只男袜，一只女袜，而且是脚上刚刚脱下的。这就费解了，这算是什么骗局呢？我们不好判断，我们暂时没有表态。难道她自己穿？那就要一双整齐的嘛；难道她热爱收藏？那也要一双新的嘛。最后我们断定，她一定有什么癖好，老外经常有一些不可理喻的癖好，收藏死人的头发，收藏未洗的短裤，这个姑娘要的是臭味袜子，不知她更喜欢香港脚的还是有灰指甲的。我们告诉导游，我们决定成全她。我们挑了两个稍稍年轻的队友，一男一女，样子还算清爽，虽然昨夜住宿在“维京号”上，没有洗脚，估计也不会臭到哪里去。两个队友心领神会，怀着极大的兴趣，踮着脚，一人脱了一只袜子。那姑娘哇哇大叫，动作夸张地拎着跑了。什么意思？没有骗局？我们面面相觑，我们只能说这是个外国疯子，我们为她可惜。

下午，我们在市政厅门口又看到了这个姑娘，她显然是在等我们，见了我们就大呼小叫的，我们心里一紧，心想，这事还没完？和姑娘一起来的是一班男女，有老有少，我们立即想起赵本山在“春晚”里说过的一句话——组团忽悠来了。但这次真不是忽悠，姑娘激动地告诉导游，她明天就要结婚了，未婚夫给了她一个考验的条件，让她打扮得不正常一点，向陌生人讨两只袜子，来证明她是真心爱他的，然后才同意结婚。姑娘说，为了这两只新鲜的袜子，她已经辛苦好几天了，讨了不下十个团队，但大家都以异样的眼光来看待她，唯恐避之不及，只有你们这个团队是友好的，让她如愿以偿，她的亲友团也为她高兴，特地跟过来一起致谢。原来是这样，这还有点意思，我们也情不自禁地为她鼓掌。但我们私底下议论，老外的想象力是很丰富的，老外的想法也是稀奇古怪的，我们摸不透老外的心思，还是提防点好。

参观市政厅，我们留下了三个印象：一、斯市的市民可以旁听政府的工作会议；二、市政厅的厕所没有异味；三、市政厅刚招了一位解说员，是个北京姑娘，我们也见到了，不算漂亮，但落落大方。接下来，我们兴致勃勃地去“对话会”。

我前面说过，我们这次出来恰逢特殊时期，不仅日期要缩短，国家也要削减，还要与当地专家作一次对话，最好能形成“成果”，所以，这个对话会不是走过场，而是业务活动，我们是严肃认真的。我们这个团说是说“劳模团”，其实并不都是劳模，但也确实是各行各业的“业务骨干”，有劳动能手，优秀辅导员，专业技术人才，先进的党务工作者，因此，有关对话会的“外国人选”其实也是很难对等的。这也难为了那个国人中介，他既要赚了这笔钱，又要找合适的人选把会开好，这令他非常头疼，因为我们和外面的理念不一样，怎么来划分人物界别呢？比如劳动模范，这显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物，他们也许听都没听说过；像党务工作先进，也是我们的特色发明，他们更是一头雾水；还有像“优秀”啊“人才”啊这些称谓，在强调个人奋斗的国家里，马上会被人质疑，这是谁命名的？怎样去对应这些？这确实是个问题。如果这个中介用心，找一些瑞典文化名人，给我们讲讲瑞典的文化，也是件非常不错的事情，哪怕是不对话不交流也是可以的，呵呵。就怕他不尽心，头钻铜钱眼儿里了，心思生歪了，借口说“我们瑞典怎样怎样”，以瑞典的习惯来搪塞和敷衍我们，这们的“假洋鬼子”不是没有。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警钟长鸣，提前在心里筑起防线，抵制他的坑蒙拐骗。

对话会安排在李秋平图书馆，乍一听像是私人会所，一座小得不能再小的小楼。我们的车子停在不远处的停车场，导游告诉我们，贵重物品不要带在身边，我们轻装前行。我们就把相机啊什么的都留在了车上，好像我们不是去图书馆，而是要通过什么封锁线。导游说，这个区域现在已完全异化了，开始时只是一小部分非洲难民，后来越来越多，政府就专门划出这个区域用来安置，现在真正的瑞典人都已经搬离了，剩下的都是非洲人，以索马里人居多。噢，导游是怕我们遭袭或被劫，我们也不由得紧张起来。据介绍，这个区域的面积只有一平方公里，人口一万六，是35年前，瑞典住房紧缺时建的，但真正有人类居住的历史，要追溯到三千年前。这里像一个“联合国”，日常用语有120多种，主要语言是阿拉伯语、索马里语和土耳其语。我们纳闷，我们会和这里的什么人对话呢？

我们好奇地步入这个图书馆，不管它和对话有没有关系，我们都已经被安排了。我们装作饶有兴致地参观起来，这里的图书都是开架的，像一些超市，藏书50000册，其中有8000册左右是用24种语言翻译的，而一半以上的图书是为儿童准备的。这里有13个长年雇用的工作人员，主要做接待、服务和介绍，而借书基本上都是自助的。有不同等级的多媒体房间对外开放，每年大概有16万人次来这里学习，外借CD和图书11万件。图书馆的墙壁上，也像国内一样写了一些标语，不过不是“知识就是力量”，而是“学习是就业的一把钥匙”，“很多的语言也是一种资产资源”。这是导游翻给我们听的，我觉得第一句翻的还是对的，第二句可能有些出入。墙壁上还有一些名人挂像：亚历山大、甘地、莎士比亚、克娄佩特拉、马可波罗、居里夫人，世界观、价值观不同，挂的头像也会不同。每个头像下面，是工作人员按自己的意思手写的一句话，依次是：没有人比我更伟大，我是和平主义者，世界是我的舞台，我是埃及艳后，旅行是一场大冒险，我赢得了两次诺奖。我们听着，会心一笑。

我们还收到了一本16开的“产品说明书”，实际上是他们编的年度图书目录，封面上写着里面翻译的图书语种：孟加拉语、粤语、波斯语、古吉拉特语、印地语、高棉语、库尔德语、马拉雅拉姆语、普通话、尼泊尔语、盖尔语、绍纳语、索马里语、斯瓦希里语、他加禄语、泰米尔语、契维语、乌尔都语、约鲁巴语、阿拉伯语、越南语，以及俄语、波兰捷克语、克鲁地亚立陶宛语、英法德语、葡萄牙西班牙语等等，这是我后来找人翻的，不一而足。我还在里面翻到了一本中国儿童书，文字“看不懂”，但插图一目了然，画的是中国的警察叔叔和红领巾小朋友，我的耳边立刻响起了一首儿歌旋律，“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送到警察叔叔手里边”……

接下来，我们进入了对话会程序，我们被引到了一个学习室，一个六十岁左右的妇女接待了我们。导游说，她就是这里的负责人，莱特女士。她一一给我们分名片，我们看不懂名片，但能够猜得出上面的意思，有数字的一定是电话，简短黑体的一定是姓名职务，写在上面长长的，大概是斯德哥尔摩图书分馆，李秋平图书中心，文化咨询服务机构等等。应该说，莱特女士今天是专门打扮过的，她的头发是那种典型的瑞典黄，整得自如干净，金丝眼镜不怎么精致，一看就知道不是知识型而是管理型的；最关键的是她的短袖T恤，海蓝色的，印了些这个图书馆的象征图案，卡通动物，这大概是这里的文化衫，虽然随意，但体现了她的郑重其事。她让我们围着一张长桌而坐，为了烘托对话的轻松气氛，她在长桌上摆了几样点心，还有三件“机器”——烤面包机、榨果汁机、烧咖啡的炉子。场合虽然自在，但我们的心里却已经长出了虫子，到处乱爬，我看见我们每个人都流露出无所谓的神态，他们一定在想，我们被中介忽悠了，显然，在我们心里，这个刚刚才开始的对话会已经走在它结束的时间里。我们以为图书馆只是个地点，我们以为有专家等在这里，我们以为是相互探讨的形式，有翻译在帮我们传来传去，笑声一片。现在看来，莱特女士就是“专家”了，她将一个人对付我们大家，就要向我们讲述她的图书馆业务……

下面是莱特女士“授课”时我做的记录，提纲似的，点到为止：（1）这里是斯德哥尔摩44家公共图书馆之一，说是图书馆，其实更像是一个多语言研究中心。（2）每年有许多外国图书在这里展出，尤其会专门组织一些为儿童举办的书展，这也是学校老师最为关注的。（3）当下正在做的两个活动是：用七十多种语言做的公益宣传海报，反对滥用武力；请音乐家撰写歌曲，抵制对妇女实施暴力。（4）在这里居住最多的是索马里人，所以专门开辟了索马里图书区，还雇专人管理和介绍。针对穆斯林居民多的现状，成立了“亚伯拉罕之子基金会”，扶持和奖励穆斯林学生，反对教育歧视。（5）这是个“问题区域”，因为居民都是来自非洲的难民，但这里的小学生数学成绩是全瑞典最好的。我们经常开展的一项活动叫“狡猾的狐狸”，在每月的最后一个双休日，让孩子在这里自由涂鸦，以减轻他们的身心负担。（6）每年会邀请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来这里活动，和学生们一起“接龙”完成一件文学作品……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么小的图书馆，都是些临时的人，义务的人，做的都是公益的事，有意思的事，有些甚至还不是小事。但一码归一码，我们肯定是要有所表示的，我们要的是一场“对话会”，他居然用参观来敷衍我们，我们要的是专家交流，居然用一个图书管理员来打发我们。别以为我们都是出来玩的，我们是来考察学习的，我们很在乎这样的活动。我们要是不表示，还会被他们笑，还会被他们当傻瓜，我们必须对那个中介，对这次忽悠有个态度。我们很快就行动起来，想到出场费的，已悄悄地借着小便的机会开溜了，或到门口看看街景，或装模作样地抽抽烟；想到小费的，一看情况不妙就干脆不进来了。这不是个小数目，都是以欧元计的，欧元比人民币大10倍，我们都是从国内换好带出来用的，一想起心里就不平衡，就心痛。

我们甚至还怀疑这个莱特女士，她是不是那个中介的亲戚？朋友？关系户？利用这次机会照顾她一个生意，让她赚点外快，甚至他在收业务费的同时还要来这里拿一份回扣，在国内都是这样的，都这样巧立名目，今天在图书馆，明天也许是俱乐部，后天也许就是敬老院。在外面，在国情不一样的地方，在问不懂也不了解的地方，就是很好骗的，但我们决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或者说，决不能迁就、妥协、怂恿这些现象，要拿出我们的态度来。

这样想着，我们坐着的也坐不住了，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努努嘴，好像在说，好了好了，走哦走哦。大家呼啦啦地站起来，顾自往外走。导游莫名其妙，莱特女士也莫名其妙，但她的脸上没有愕然，她也许只是遗憾，她的发言不精彩？不生动？引不起大家的共鸣？她和导游说着什么，好像还有什么未竟的事宜。导游告诉我们，说莱特女士要送给我们两本书，做个纪念。什么书？书就算了，书我们不稀罕。我们稀罕的是机会和时间，稀罕的是学习和交流。我们假装自己没听明白，一个个继续往外走。在外面，我们曾经懊恼“听不懂”，懊恼语言的差异，懊恼表述方法的不同，但这时候，这些懊恼都起了作用，我们干脆“假蒙”，它帮助我们从尴尬中摆脱出来。我们像“胜利大逃亡”一样，以最快的速度逃到车上，好像生怕迟一点就会被打劫和绑架似的，我们哈哈哈哈……

明天，我们还有很多行程，我们还要深度下去，去林雪平，去马尔默，去哥德堡，去看我们想看的东西，我们希望旅途愉快，没有被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所打扰。但我还在流连刚才的“对话会”，还在感叹和感慨这个图书馆和莱特女士，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他们真的做了不少事啊，有些事甚至都像是联合国的事。还有莱特女士要送给我们的书，可惜了，没有拿到。这会是两本什么书呢？是孩子们放松时涂鸦的画册《花儿与少年》？还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孩子们一起著的“接龙”作品集——《从大师到小孩》？

赫尔辛基的小偷

去年九月，我有了一趟去芬兰的机会，因为是第一次，我关心的就不是那个国度怎样，而是安全与否。从来没出过国的人，都会有那种一想起就心里激灵的感觉，我也有，而且我还会比别人多一些想象，比如：赫市有小偷吗？有这一想象基于我住的地方，我住在市中心的一处高楼上，边上是一座圆形天桥，天桥下是最繁忙的交通卡口，因此，天桥上就成了一个“真空”地带。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小摊，最多的是棋局、三张牌、手机贴膜，还有就是新疆人的葡萄干。四个方向的行人匆匆走上天桥，又鱼贯而下，他们看似和周围无关，但实际上一直被身边的眼睛注视着。这里的地形很适合小偷生存。我有时站在楼上鸟瞰天桥，一眼就看出那些混迹于人群的小偷，他们灵活地走位，熟练地掩护，巧妙地接应，自如地游刃在浑然不知的行人身边，但我没有办法阻止或暗示那些行人……呵呵，与身边的小偷朝夕相处，自然会生出这样的想象。

出发前，领队来了个电话，说要交给我一个任务，他说，我和其他队友商量了，说这事非你莫属。我说什么事啊，还需要集体讨论？他说，我们出来不是要带很多团费吗？有美元，也有欧元，这些钱肯定是要由专人保管的，我们一致推举了你。我说这不大妥吧？领队说，这非常妥，钱要是放在你那里，就像放在保险柜一样安全。团费我是知道的，还不少呢，什么门票啊，自选项目啊，集体吃饭啊，司机的小费啊，与人交流的补贴啊，都是这一块，总不能让领队背着吧，也不能交给导游吧，更不能送给小偷吧，所以得有专人看管。这个专人的条件要身强力壮，三五个人近不得身，特别是要有很强的防范意识，别光顾着玩被人摸了哨还不知道。领队说，外国的小偷我们没见识过，估计是很厉害的，但你的厉害我们是知道的，你练过拳脚，乍看样子又凶，别说让别人见了你发怵，至少让别人不敢惹你，这就好。这当然不是什么大事，我推也没有什么意思。但我也谦虚了一下，主要是想让大家都参与这项工作，不要觉得钱在我身上就万事大吉了。我对领队说，国内的小偷我们是领教过的，在国外，不一定是小偷打我们的主意，也许是黑帮呢？要是被黑帮盯上了呢？那就不是被偷的问题了，也许被绑架，也许被撕票，也许被浇到水泥里当柱子，也许被丢进硫酸池化成了脓水。领队狐疑地说，黑帮会看上我们吗？我说，就算黑帮看不上我们，就算只是小偷光顾我们，那我们也不能被动防范啊。领队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说，兵不厌诈，我们也戏弄一下外国的小偷怎么样？我们做一个假象，让另外一个人“貌似”我们的“出纳”，扰乱小偷的视线，而实际上钱在我这里。领队呵呵地笑起来，似乎看到了外国小偷被我们玩得团团转的丑态，说这个好这个好。在国内吃过小偷的苦头，在防范的问题上是很容易达成共识的。

为这件事，我还特地配了一件“摄影马甲”，身上都是兜的那种，看似装着镜头啊，卡片啊，雨衣啊，实际上都是分解掉的美元欧元。我本来不摄影，现在也装模作样地背起了相机，呵呵，掩护得很到位。我们的“鱼饵”是小董，她原本是工会的一个科员，这次也是照顾她，才让她出来见见世面的。她就显眼多了，在我们这群“劳模”身边，她一看就是个“出纳”。就这样，我们这个修养团，像乡下人到城里一样，我们飞赫尔辛基去了。

我们先是到了上海，再由上海飞往赫市，途中要十几个小时。实际上，在飞机上，我们就开始严阵以待了，我们有一套自我保护的预案。出发前，我们还专门研究过。那天，我们名义上是听外办的人介绍情况，她着重讲了我们和北欧几个国家的关系，我们和他们的贸易状况，北欧人对我们的认识和态度，特别提醒我们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说你要是和陌生人说话或接受一些文字资料，说不定远处就有一台相机在偷拍你们，说那些“敌对势力”就会拿这个做文章，那我们就吃不了兜着走了。这个我们都非常理解，我们在国内旅游时导游也这么跟我们说，叫我们不要轻易地去触摸一些东西，怕万一被“碰瓷”，被讹诈。但我们当时钻牛角尖了，我们觉得外办的人在打“埋伏”，在委婉地告知我们赫市的环境，这些环境包括黑帮和小偷。因此，外办的人一走，领队就把我们留下来，研究外出“应付宝典”。

这时候，赫尔辛基到了。我们怀着好奇又紧张的心情走出机舱。赫市的机场其实是非常简陋的，不像北京的那样气派，也不像上海的那样华丽，只比我们这里的机场好一点点，是很简单实惠的那种，连通道的灯光也不亮。这就是外国人的理念，好省就省。我们在领队的带领下兴奋地往外走，但我们的队列是有“讲究”的，我和“出纳”走在前面，而队友们则“堆积”在后面，这是我们那天讨论的结果——在狭窄的地方走，就要把“骚扰”隔开。我们提了行李，办了出关手续，虽然身还在机场内，但心早已飞到了外面。我们想象着接站的情形，导游举着牌子，巴士就停在路边，还没等小偷发现，我们已经溜出大厅，像明星躲避记者追逐一样钻进了巴士，绝尘而去。对于国内的小偷，大家是感同身受的，我们不知道外国小偷的伎俩，也许一出来就陷入了他们的包围，所以还是小心为妙。

我们很快看见了导游，是一个中国女孩，在后来的交谈中，我们得知她是沈阳人，在这里的音乐学院读书，学的是小提琴。但她和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却不关音乐，而是一个坏消息——巴士停在对面的弄堂里，我们要穿过外面的马路，走到对面去。大厅的外面就是一条马路，这让我们大吃一惊，怎么有这样的机场？土地节省到这个份儿上？与此同时，我们心里的疑惑也升腾起来，这是不是圈套？是不是故意“正门”不走抄“小路”？这导游靠谱吗？虽然她是个中国学生，是不是早就被这里策反了？来做“诱饵”来了？钓的就是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大鱼？她会把我们引向哪里？是对面迷宫一样的街区？还是刚出马路就被小偷或黑帮劫了？这当然是我们的想象，我们还不至于这样嫩头，领队就非常镇定地向我们使了个眼色，轻声说了个“2”字。我们装作高高兴兴地往外走，但队形已走成了一个“菱形”，这是我们的第二方案，就是“出纳”在中间，前后左右夹着的都是自己人，形成对“出纳”的保护。这样的队形，只要不是明目张胆的劫持，应该是安全的。这样的队形，也只有我们知道，谁是真正地身负重任，而谁又是被掩护的。我们就这样跟着导游，大步流星，像侦察员一样环顾左右，等安全通过马路，上了停在对面弄堂里的巴士，我们才松了一口大气。

巴士驶起来，导游一边看着街景，一边简单介绍赫市的标志：墓地修理得像花园；火车站建得像博物馆；大教堂是芬兰最高的建筑，因此，芬兰宪法规定，芬兰的任何建筑不得高过它……我们漫不经心地听着，私底下却在做一件隐蔽的事——赫市到了，护照暂时不用了，也让我保管起来。我听人说过，护照要是掉了，被警察抓住就把你当作偷渡客了。所以，护照和美元欧元一样重要，都不能掉以轻心。

很快，我们到达了入住的旅店，叫“瑞斯特”，标志有点像半个太阳。导游告诉我们，今天没有任务，就是休息。我们嚷嚷着，这么早就休息啊？先去附近景点转一转嘛。导游说，这还早？都已经晚上九点了。我们都惊了一下，噢，飞机把我们的头都乘晕了，我们又只顾紧张，早就没有时间概念了。主要是北欧的白夜造成的错觉，这个时候在中国，无论哪个城市都是华灯绚烂，但在赫市，似乎“夕阳”正浓。

瑞斯特旅店其实是个很新的汽车旅店，但它的装潢却像上个世纪一样，走道上铺了“生锈”的石板，墙壁上做出了“风化”的砖纹，连自动门的四边也镶了雕花的乌木，乍看像进了一座地窖。据说，芬兰人崇尚古朴。这里的房间不许摆很多行李，所以，我们只能把行李寄存。在国内，这项工作应该有一个手续，哪怕是给一张纸条，也说明服务员已经验讫了，我们心里也踏实了。但赫市没有这样的习惯，向服务员了解，她露出疑惑的神色，摊摊手，表示不理解。经打探，旅店有一个供大家放置行李的公共房间。我们推开那个房间，里面摆放着一些架子，看得出来，行李是随意放的。没办法，入乡随俗吧，不过我在自己的行李上做上了“记号”，我把包包的外沿和一条木缝对直，又在手把上用红线摆了一个“8”，这样做虽然有点自欺欺人，但如果被人动了包包，我就知道了。要是真那样，我包里的方便面啊，榨菜萝卜啊，鱼鲞虾干啊，这些“服水土”的东西，就算泡汤了。

稍稍安顿好，我们又田螺一样现了出来，北欧的白夜让我们毫无睡意，兴致勃勃。有人提议要去桑拿，说乘了一天的飞机，腰酸背痛，说桑拿又是芬兰人发明的，不蒸桑拿是虚生，说着猥琐地耸着肩往后面的小屋走去，好像已经有外国小妞等在那里一样。我还是想出去走走，我在网上查过，赫市有几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的：结构独特的岩石大教堂——一个在岩石里炸出的大坑，竖上管风琴，摆上长条座椅，就成教堂了；西贝柳斯公园——芬兰最伟大的作曲家，他的雕塑像贝多芬一样痛苦，我也听过他的《芬兰颂》，深重和悲怆的地方，一点也不比《命运》逊色。但我们行程的安排，明天就要去赫市边上的几个小城——海门林纳、拉赫提、拉彭兰塔，要到大后天才能回来，我等不及了。领队一听我的想法就把我叫了去，他怕我万一出事，怕余下的日子“后继无人”，劝我最好以大局为重。我说没事的，我身边不带钱，就是被绑到小偷窝里，也不会被撕票的。说着我把那件“马甲”脱给领队，让领队在房间里守着。但领队还是不放心，派了两个稍稍年轻的队友与我同行。年轻人自然是兴趣高昂。我问他们，你们会英语吗？我们不会都是“英盲”吧？一个说，我会一点点。另一个嘎嘎笑着，说，不是只会说“也是也是”吧？我说，算啦，不管，出去再说。

瑞斯特门口停了几辆精致的自行车，我们以为是出租的，弄了半天才明白，只要是旅店的客人，都可以随便骑的。我们就哗啦啦地推出车，箭一样地骑了出去。赫尔辛基的街上有特地为自行车设置的骑道，每个路口都做了上下的坡度，你可以从这个坡度潇洒地滑下来，也可以从另一个坡度轻松地冲上去。街上骑自行车的人很多，可见这也是赫市的一种风尚。他们的自行车都很好，装备也很整齐，每个骑行的人都像职业运动员那样有范儿，因此，你分不清他们是在训练，还是上下班。不像我们国内，骑自行车的，都是些辛苦忙碌的赶路人。在出国前，我大致了解了一些赫市的概况，人口五十多万，面积六百多平方公里，而真正属于赫市城区的，只有小小的一个范围。基于这种情况，我们骑行时就说好，要把赫市骑上一圈。我们沿着一条海岸线骑行，现在是夜里十点钟，但天色还是非常的明亮，还有裸女在礁石上吹风，海水也还是汪蓝汪蓝的；城区里也有森林，森林里有修得很好的小路，我们从森林里穿出来，就到了国家机关重地；我们在一座仓库模样的房子前做短暂的逗留，我们发现身边有一个戴蓝盔的士兵在站岗，我们还和他拍了一张照，后来才知道，这里是芬兰的国防部；从国防部前面斜插过去，眼前突然是一片热闹的港湾，边上停了几艘邮轮，紫红和纯白相间的那种，我们从邮轮身上艰难地拼出“维京号”，在我们的行程里，就有坐维京号去瑞典的项目，这让我们倍感亲切；再拐过来就到了芬兰总统府，一排像积木搭起来的矮楼，我们在它的门口傻看了几分钟，然后就看见了它对面的渔人码头——一个自由市场，市场还没有打烊，还是熙熙攘攘的，物品主要是瓷器、白狐皮和新鲜的水果；在码头的石级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安静读书的女孩，她的长裙像荷叶一样肆意地张开，一只鸥鸟在她身旁走来走去；在前面的书亭旁，有两个少女在拉琴卖艺，一个手风琴，一个小提琴，我们听了一会儿，但我们没有给钱，初到赫市，我们兜里的欧元还都是大票，我们舍不得摸出来……

我们就这样骑骑停停，停停骑骑，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突然想回去了，但我们发现，在一条安静的小巷里，我们已经迷路了。我们经过了两次，两次都看到了同样的景物，我们心里有点慌起来。那个说自己会点英语的队友这时候老是被我们支使，看到一个老外，我们就叫他上前打探，但他似乎很不愿意打探，说打探容易暴露自己，再说了，我们又不知道对方的底细。万一是个小偷呢？他将计就计把我们应了过去，我们等于是自投罗网。说得也对，在外面是要多一根弦，多疑无坏处。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再向前骑去，还装模作样地看着路牌，其实，就算看懂了，我们也不知道它通向哪里，还是徒劳。我们这种狼狈的样子引起了一个老外的注意，他主动上来和我们招呼，和我们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那个会点英语的队友拼命地“也是也是”。我们以为他听懂了，一问，一脸的茫然。我说，你听不懂“也是”什么呀？另一个队友也说，你真的只会这一句“也是”啊？那个老外倒是眼快，一眼看到了我们自行车上的标志——瑞斯特的“半个太阳”。他指着标志又说了一通，我们猜想他大概是问我们是不是找不到旅店了？这一次，我们三个异口同声地说，“也是也是”。呵呵。

老外要送我们去瑞斯特，我们是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我们马上可以回到旅店休息了；害怕的是，这是不是一个陷阱呢？是不是老外早瞄上我们了？是不是一直在等机会和我们搭讪？要是这样，我们现在就已经危险了。他要是一声唿哨，唤出暗处的同伙，把我们团团围住，我们还不乖乖地举起手来？他要是把我们骗到了什么古堡，然后出来几个蒙面人伺候我们，那我们真是叫天天不应入地地无门了。老外是个好说的人，不断地找我们说着什么，但我们不敢接应。老外又是个热情的人，尽管我们没看出他的恶意，但心里却丝毫没有放松。我们还暗暗地交换了眼色，用方言咬着细语——真要是不妙，我们跑，逃命要紧！我们就这样尴尬地走着，表面上装出感激的笑脸，内心的提防却越来越顽固。那个说自己会点英语的队友，这会儿真是尝到了吹牛的苦头，他不是会吗，那么好，和老外应付的任务就交给他了。也真是为难他了，我们看到的倒不是他在应付，而都是他被老外纠缠。这样走了一段，突然，老外向前一指，意思说，瑞斯特到了！我们一看，眼立即就傻了。这确实也是瑞斯特，也有半个太阳的标志，但比我们那个要大，要气派，老外带错了，他把我们带到瑞斯特赫市总部去了。错就错吧，我们如释重负，我们巴不得赶紧离开老外。我们装出致谢的姿态，甚至还抱拳示意，作出武林高手辞别的样子。但老外没有想走的意思，他想干什么？他想跟我们说几句中国话，他别扭地问我们来自中国哪里？来旅游还是公干？最后问我们“带路”怎么说？我在一个资料里看到，说芬兰人热爱学习外语，几乎人人这样，会两门三门的比比皆是。芬兰语属于小民族语言，所以他们也讲瑞典语，也使用萨米语，英语、德语、俄语也搭搭边，我们碰到了一个想学中国语言的芬兰人……

我们最后当然也回到了旅店，是慢慢找回来的，但已经是夜里12点以后了，还好，北欧的白夜犹如我们家乡的清晨，使得我们在迷路时没有那么慌乱，要是在别处，也许我们早就小便失禁了。领队在焦急地等着我们，他问我们有没有遭遇不测。我们暧昧地一笑。

第二天一早，在吃早餐的时候，我们在大厅里看见了一张赫市地图，上面有一些标志性的图案，我们一个个数过来，居然要紧的我们都看到过，也就是说，我们昨夜真的把赫市转了一圈。

接下来去波尔沃，那是一个古镇，资料是这么说的：波尔沃始建于13世纪，已有六百多岁了，现在还可以看到当年航运的蛛丝马迹和具有圣彼得堡风格的建筑，有“木制建筑博物馆”之称。还不错。我又穿起了那件“摄影马甲”。上车前我去那个公共房间里提行李，不用经任何人同意，门一推就进了。一眼望去，我的行李好好地摆在木架上，我认真地看了看昨天做下的记号，显然纹丝未动，连手把上那个丝线做成的“8”都没有被风吹过，提出来还和昨天一样重。上了车，坐好，车程大概要50分钟，导游这才正式地介绍起芬兰和赫尔辛基——芬兰的森林面积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芬兰的图书借阅量和个人出版量为世界第一；芬兰的因特网接入比例和人均手机拥有量世界第一；是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治安状况排世界第二（导游说明，卢森堡第一）；已连续五年被评为世界最廉正国家；赫尔辛基已连续四年被评为世界最适合人类居住城市第一名……我们听着导游的介绍，像多年沉积的紧张突然退去，心里慢慢地松弛下来，一个个坐在车里安然睡去……

责任编校 王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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