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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蒙古族经济体系分析

发布时间:2022-11-02 16:30:33 来源:网友投稿

【摘要】本文采用历史文献研究方法,通过对民国时期蒙古族经济体系分析,力求分析和说明民国时期蒙古族经济体系的全貌。通过分析本文认为,民国时期蒙古经济体系由畜牧业经济、农业经济,以及新生的商业公司、合作社、银行等经济成分,以及极为落后的工业经济构成。这是一种在扭曲社会形态下的畸形的经济体系,然而,以牧民为劳动主体的经济体系就是在这复杂的经济中不断孕育生长。

【关键词】畜牧业经济 商业公司 工业经济

一、畜牧业经济

蒙古地区的经济主要有三种形态,即畜牧业、农业和半农半牧业。从事畜牧业的蒙古族主要分布在呼伦贝尔、哲里木盟北部、昭乌达盟北部、伊克昭盟中西部、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北部、乌兰察布盟、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以及青海左右翼二盟、新疆六个盟。从事农业的蒙古人主要分布在哲里木盟大部、昭乌达盟南部、卓索图盟、察哈尔右翼四旗、土默特旗、伊克昭盟东部和北部沿黄河地区以及新疆部分蒙古族聚居区。半农半牧区介于农区和牧区之间,牧区及半农半牧区的蒙古人还从事季节性的狩猎业。

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继承了清末在蒙古地区开垦的政策.变本加厉地执行滥垦政策,制定许多奖励开垦的法令,并在蒙古地区实行改省设县,强行开垦等,使得广大蒙古牧民的生产、生活遭到极大破坏。随着汉族移民和设县数量的增加,使得农业区域由南向北延伸、扩展。而由于牧场被放垦,牧业区进一步减少。有更多的蒙古人被迫放弃畜牧业,从事农业,一部分蒙古人从事传统畜牧业的同时还兼营农业;还有一部分蒙古人离开放垦区域,向牧区迁徙。牧区的范围尽管比农业区大,农业区的蒙古族人口远比从事畜牧业的蒙古人多。

畜牧业的生产方式仍然保持游牧的传统.但在一些地区也引进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技术。19:20年前后,从俄国迁到呼伦贝尔的布里雅特蒙古人使用马拉割草机等机械打草、搂草,为牲畜安全过冬储备干草。新疆的蒙古人还引进优良牲畜品种,与当地马牛羊进行杂交改良,培养出著名的焉耆马及优质黑白花牛品种。

民国时期的蒙古族畜牧经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特别是沦陷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掠夺和摧残下,由于草场的无序使用,牧业劳动力锐减,以及原始生产工具,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外加自然灾害频发,牲畜疫病流行,畜牧业生产遭受到巨大的破坏,牲畜头数骤减,各族牧民生活苦不堪言,其各类权利根本得不到保障。以下事实可以说明畜牧业遭到破坏的情况。

第一,草原面积缩小,草场受到破坏。国内外反动统治的长期实行“滥垦政策”.大面积不适宜农业的草场被开垦为耕地.草场面积严重减少,水草最为丰美的内蒙古地区的草场几乎丧失殆尽。加之,由于缺乏必要的水利设施,大片干旱草原不能得到持续利用,其畜草承载能力相当有限.割据的统治政策致使草原牧民的生产和生活范围受到巨大限制,游牧的生产方式被严重践踏,导致传统的游牧生产技能、知识、经验几乎没有用武之地。草场面积的缩小,使部分牧场,尤其是河流和水泡子附近的牧场,被迫增加承畜量,甚至形成滥牧、抢牧,以致放牧过度。造成草量减少,草质下降,草场严重退化,甚至沙化,荒漠化的不利局面。

第二,畜牧业经营管理粗放的,完全靠天吃饭,抗风险能力更是低下,劳动力缺乏。民国时期,广大牧民长期处于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困境中,草原牧民的健康状况不佳,牧民体质下降,死亡率逐年上升,人口大量减少。抽壮丁、派老工,青壮年大批逃亡在外,青壮年劳动力奇缺,人口结构不足以维持正常的畜牧业发展需要。由于畜牧业的扩大再生产同各类畜禽内部的公畜、母畜、仔畜、幼畜的比例关系密切。劳动力总量、结构上的问题,致使许多地方只得采取混放牲畜,公畜、母畜、大畜、小畜混群放牧。这一时期,广大牧民使用的主要生产工具仍然停留于鞭子、套马杆、马笼头、马嚼子、饮水筒、接羊袋、勒勒车等少数简陋工具的水平。

第三,灾害频繁,疫病流行。游牧经营方式依赖天然的水草而生存发展,逐水草而居。自然条件恶劣,冬春季节寒冷,每当寒潮侵袭,形成“白毛风”,冬季下雪過多,形成“白灾”,下雪少形成“黑灾”,风大草枯,星星之火就能引起“红灾”。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没有打草储草的储备方式,容易受到突发灾害的影响。畜群中流行的疫病主要有牛瘟、炭疽、气肿疽、口蹄疫、布鲁氏菌病、羔羊痢、羊快疫等。医疗技术力量几乎为零,全区没有一个兽疫防止单位,仅有为数不多的兽医技术人员以及民间兽医,预防和治疗条件很差。

第四,农牧矛盾加剧。民国时期,农业和牧业之间矛盾的一面凸显出来。牧业不仅得不到农业的支援,而且受到农业的排挤。牧区既没有饲料基地、也没有交通工具。农牧业矛盾最为突出的是半农半牧区,农牧业在生产内外,形成多重矛盾,甚至一度演化成为民族之间的矛盾。农进牧退的产业关系的错误走向进一步强化,这一错误导向对后世影响深刻,代价沉重。

第五,政治干扰与经济掠夺空前,蒙古族畜牧业难以正常发展。畜产品遭到日伪政权变相掠夺,流通受到严格管控,严重破坏畜牧业再生产顺利进行。日伪侵略者通过其在华代理人垄断了畜产品的出口和贸易,扼住了畜牧业经济发展的咽喉。日资大蒙公司就是这些日本掠夺政策的执行者。日本侵略者把畜产品列为重点掠夺的战略物资,通过其实际控制的日伪政权掠夺蒙古族畜牧业的劳动产品。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北部以及乌兰察布盟是纯牧区,牛马羊及其皮毛等畜产品产量较大。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时便设有畜产部,还设立了牧业总局。

二、农业经济

自清朝以来,蒙地农业处在持续发展的过程当中,在经济区域上逐渐形成了农业区、半农业区和半农半牧业区,形成了广大地区的农田与牧场交错的状况。农业区域主要分布在蒙地东部及南部边缘。随着农业区域扩大和农业经济发展,农业逐步超过牧业,发展农业的相对优势也越来越明显。

蒙古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历史短暂.发展又遭受到三座大山的压迫和束缚,没能形成一整套独特的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广种薄收是对当时对蒙古地区农业整体状况的准确概括。对土地进行掠夺式利用,劳动力不足,耕作粗放,技术落后,自然灾害频发,单位面积产量很低。具体来看,第一,耕地利用率低,土质下降。耕地的肥沃程度逐年下降,年年有部分耕地丧失表面的肥沃图层,因不再适宜于耕作而被迫“轮歇”或废弃。大量耕地变成了撩荒地,同时垦殖大面积草场补充耕地。这对土地资源实际上造成极大破坏。在半农半牧地区对不适宜开荒的土地盲目、强行进行“开荒”。第二,地广人稀,劳动力不足。民国时期,蒙古农业区的人口增长是比较快的,但是人口密度仍然较低。直到解放前,每一劳动力平均负担的耕地面积为26.2亩。第三,技术落后,耕作粗放。生产工具方面,农民耕种土地用的是老牛和木犁,很少见到铁犁。西部地区开始使用铁木混制犁:但形状和结构改进不大。在耕作制度方面,有所谓“四不”习惯,即不施肥、不深耕、不浇水、不锄地的习惯。第四,单位面

积产量低,地区作物构成单纯,经济价值较低。

三、商业公司、合作社、银行等新生事物

1936年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成立了蒙古生计会,开办商店、收购畜产品、运销牧民生产生活用品。1940年,在蒙古生计会的基础上,在察哈尔、锡林郭勒、乌兰察布等盟各旗普遍设立了股份制的商业机构“豪利希亚”,经营畜产品的收购和粮食、布匹等日用品运销业务,开办小型加工工厂等。1939年和1940年,在内蒙古东部区曾经成立工贸经营性蒙古厚生会和蒙民裕生会,利用“蒙地奉上”的土地收益金,从事改良畜牧业、防止家畜疾病、经营牧场、购置新式农具、改良农业等经济事业。在新疆蒙古族地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曾建立了地毯厂、面粉廠、皮革厂、肠衣厂、商店以及三多公司、合行公司等合资公司;还曾兴修水利,灌溉农田,建立种羊场、种马场和兽医院、割草站。

日本投降后,在中东部地区成立了内蒙古实业公司、东蒙古人民银行、东蒙古人民合作社以及巴尔虎蒙古合作社等经济组织,对货币和市场进行整顿的同时,采取政府和民众合资方式,恢复了纺织、制铁、车辆修造、粮食和皮毛加工等生产,开辟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边境贸易,调集木材、食盐、牲畜及畜产品、水产品等运往东北、华北解放区,换回粮食、布匹和日用品等供应当地民众。1947年5月,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东蒙古人民银行改建为内蒙古银行,发行货币。

四、极为落后的工业经济

长期以来,农牧民家庭手工业占据经济生活的主要地位。早期,手工业者主要替农牧民制作幌车、张幕股价、家具、马具和武器等。农牧业发展的需要.汉族和其他民族手工业者不断移来.手工业者人数增加了,行业逐步增多,产品种类和数量也日益增加,手工业作坊与工厂手工业也在许多城镇逐步建立与发展起来。到19世纪中后期,手工业的主要行业主要包括皮革、制毡、砖瓦、石灰、采矿以及酿酒、制粉、榨油、豆腐、酱醋等。

民国时期,资本主义工业已有了一定发展。资本主义列强直接开办金矿、煤矿、森林、洗毛等工矿企业为开端。此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刺激和国内洋务运动的推动下,部分商人、官僚、地主和王公贵族也逐步投资于新式的工矿企业。然而,在畸形社会的制约和外部势力的挤压之下,民国时期蒙古地区民族工业处境极其艰难。

这一时期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不仅没有重工业,轻工业也十分落后,工业体系残缺不全。基础工业很少,大多是农畜产品加工工业,技术极其落后,经营管理不善。没有冶金工业和机械制造业,燃料动力等基础工业很少。区内寸铁不产,连制造农具和日用炊具的钢铁都得从区外运入。全区没有一座初具规模的机械制造厂和修配厂,除了乌兰浩特的几处小型铁工厂外,只有手工业生产的烘铁炉,制造锹、镐、锄、镰、铧等简单农具和菜刀、火炉、火铲、铸锅等生活用具,根本无法满足本地需求。

工业的地区分布不平衡。民国末期,为数不多,规模不大的一些工业企业都集中在铁路沿线的少数城镇。仅呼和浩特、包头两个城市的工业企业占全区工业企业总数的2/3左右。东部地区工业企业主要分布在海拉尔、牙克石、扎兰屯、乌兰浩特、通辽、赤峰等城市。广大农村、牧区对工业品的微弱需求主要靠分散在各地的手工业和农牧民家庭手工业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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