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主题的“叙事”与“传播”

【提 要】《长恨歌》的主题众说纷纭，代表性的有“爱情说”、“讽喻说”和“双重主题说”。在梳理各个观点的内容及来龙去脈后，探讨诗歌从历史到文学的叙事中，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其细节并不一致背后的话语机制。诗对李杨故事进行了再建构与思考，并且影响了后世的传播。《长恨歌》的意义在于在君主体制中，突出了“人的主题”，这个主题在后来李杨故事的传播中得到彰显。

【关键词】长恨歌 叙事 传播 主题

在中国古代诗篇中，大概没有一篇以帝妃为题材的诗歌，像《长恨歌》那么脍炙人口。主题的多重性使讨论既热烈又莫衷一是。白居易在《长恨歌》的叙事中前后立场发生转变，他融合了贞观以来对杨贵妃美丽的赞赏，有对唐玄宗宠信杨门穷奢极欲的讽刺，最后化入陈鸿的想象，使李杨在海外仙山相遇，倾诉思念衷肠并表达永恒不渝的爱情信念唱响诗的最强音。《长恨歌》诞生的一千多年以来，考证评论从不间断，主题的争议从不停止。在不同的观点背后，有必要深思：为什么作者白居易在创作《长恨歌》时产生了前后主题不一致的矛盾？官方史书与文人诗歌的不同叙事说明了什么？李杨故事是如何传播的？

一、众说纷纭的主题

《长恨歌》的主题众说纷纭，张中宇总结后认为代表性的有二十种，可以分为六类：1.爱情说；2.“隐事说”；3.讽喻说；4.感伤说；5.双重及多重主题说；6.无主题与泛主题说。 这其中，“爱情说”、“讽喻说”、和“双重主题说”的流传最广。

“爱情说”认为诗通过对李杨悲剧的描写，歌颂了他们真挚和专一的爱情。白居易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中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对“风情”一词的理解各有不同。胡可先不赞同张中宇认为“一篇长恨有风情”是“表达婉转以讽政治主题” 的说法，他考证了该词历代的含义后认为“风情”应指“风流生活或男女之情”，点明了该诗的主旨与男女风情有关。 “一篇长恨有风情”句成为后世“爱情主题说”的源头，即白居易本人点出这诗是反映了男女“风情”的爱情诗。赞同“爱情说”者有马茂元、王松龄、王用中、台湾学者罗联添等。

“讽喻说”认为通过对唐玄宗、杨玉环故事的叙述，暴露了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反映了唐时代各种社会矛盾。陈鸿《长恨歌传》说：“乐天因为《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陈鸿是白居易同时代的人，他认为《长恨歌》是要惩戒“尤物”，阻断祸乱的根源，为将来作鉴戒。应该说这是讽喻说的最早源头，也成为当代学者“讽喻主题说”的一大论据之一。自陈鸿提出“讽喻说”以来，持此论者甚多。晚唐人黄滔认为“此刺以男女不常，阴阳失伦。”宋代对李、杨事的批评就更严苛。张邦基在《墨庄漫录》（卷六）认为“白之歌止于荒淫之语，终篇无所规正”， 基本是否定。到了现代如陈寅恪、周天等都持此论。

“双重主题说”认为所展示的爱情悲剧有其特殊性，作者对李、杨有谴责也有同情，怒其作孽，哀其可怜。王运熙最先提出此说，詹锳等也持这看法，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韩兆琦《唐诗选注集评》均采用此观点。北大的温儒敏认为“其实第三种理解比较切合作品实际”，也是赞同“双重主题说”的。

张中宇在林林总总的主题说外另有新见，认为本书着重阐述了“动之以情”的婉讽主题。 张不认为《长恨歌》采取无情揭露、严厉批判的态度，这既不符合《长恨歌》“婉丽多情”的文本特征，也与白居易忠于封建帝王制而非反叛文臣的基本史实不符。对于“爱情说”，张认为《长恨歌》写深情是事实，渲染得生动感人也是事实，但目的指向却不在感情本身。张提出了“婉讽说”，认为《长恨歌》是动之以情，婉劝帝王，有力地描写了李、杨深情。描写李、杨恩爱极有利于表达婉讽主题，因为爱得越真，越深，就越珍重，失去的就越多，破坏就越重，对帝王的震动就越大，教训就越应记取。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张的提法没有新颖之处，仍属于“讽喻说”的范围。

总的说，赞同“爱情说”者无法解释前半部分描写君皇重色的诗句所传达的讽刺意味，如“春霄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等等，这些诗都在讽刺玄宗迷色误国；赞同“讽喻说”者无法有力解释诗的后半部分李隆基对杨贵妃的思念，包括最后想象俩人在海外仙山相会，并双双盟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种对爱情忠贞不渝的至高理想的表达，不是“讽喻”主题能涵盖的。从现代的角度看，诗这样作结，对李、杨爱情的坚贞进行想象性建构仍是有意义的。赞同“双重主题”说的，其多角度的囊括当然能将复杂的主题“一网打尽”，只是全面的概括遮蔽了背后深层的思考：为什么诗的主题有多重取向？白居易前后主旨不一致，为什么如此叙事，对后来的传播产生什么影响？如果不去深究“双重主题”的形成原因，就疏忽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看待九五至尊帝皇的爱情，特别在该君皇统治期间发生了使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安史之乱”？匡古未有的是，君皇的爱妃在历史关头被赐死以缓解矛盾冲突。“安史之乱”是唐玄宗晚年发生的极具历史意义的事件，彼时宰相是“姊妹弟兄皆列土”的杨贵妃堂兄杨国忠，国事、家事、私事的复杂纠缠使得李、杨的爱情颇受争议，特别在唐宋时期。在古代帝皇制的语境里，唐玄宗本来是李隆基，唐睿宗李旦的第三子，故又是“三郎”。李隆基、“三郎”、皇上，这三重角色同时凝聚在一个肉身之上。帝皇是至高无上的天子，坐拥天下至尊之权，扮演的是“神”的角色。但又是肉身，有七情六欲，需男欢女爱，所以是权力的“神”的实质和基础是“人”的本体，产生了问题的复杂性。人与“神”不同内涵的交杂使白居易在叙事时产生了立场摇摆，而后世该主题的传播中“人”与“神”走向了分化。

二、从历史到文学的叙事

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有“历史”与“文学”的不同“版本”。无论哪个版本，都含有特定的“叙事”， 经过“编织”才能形成了“文本”，这背后“话语”的权力。叙事的不同显示了某个时期的不同群体的话语形态。柯比 （A.Kerby）说：“叙事是从根本上含有我们对世界、经验以及我们自己的认知和理解， ……正是通过借用各种叙事形式， 我们自己本身才获得意义。” 李杨故事有诗歌与历史不同的叙事。

《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唐玄宗的传记，涉及杨贵妃的内容只有片语，记载得不多。杨贵妃传记中涉及的语言多些，总体细节并不详细，有的地方還用“春秋笔法”，颇费猜测，需要借助别的文献来完善真实细节。历史记载的简洁使人们在接触声情并茂的诗歌时别有新奇的感受，并被诗歌极富感染力的抒情所吸引。

《旧唐书》与《新唐书》在记载杨玉环入宫禁时，都说到武惠妃死后，唐玄宗郁郁寡欢。《旧唐书》说：“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见。时妃衣道士服，号曰太真。”言语简约，杨玉环一出来就是“女道士”，掩去了其寿邸的背景。《新唐书》说：“始为寿王妃。……或言妃姿质天挺，宜充掖廷，遂召内禁中，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聘韦昭训女，而太真得幸。”这里出语称杨玉环为“妃”，是杨氏在宫中的第一个真实身份，后面补加话语说“更为寿王聘韦昭训女，而太真得幸”，说明寿王另聘与太真得宠之间有联系。

其次是贵妃之死。《旧唐书·本纪第八第九》“玄宗李隆基”条里说到杨国忠被诛杀后，士兵还是没解围，因为贵妃在宫中，有后患，“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新唐书》中同样只有一句：“赐贵妃杨氏死。”从杨贵妃的传记中，《旧唐书》与《新唐书》的内容大体一致。《旧唐书·杨贵妃传》说：“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既而四军不散，曰‘贼本尚在’。指贵妃也。帝不获已，与贵妃诀，遂缢死于佛室，时年三十八。”《新唐书·后妃·杨贵妃传》则说：“……曰‘祸本尚在！’帝不得已，与妃诀，……年三十八。”在新旧唐史中用 “祸本”“贼本”字眼来称杨妃，可见否定。两部史书除了历史性的事实记载外，都提到了贵妃忤逆皇上而离开宫廷之事，只是用词稍有不同。除此之外，传记里面，生活细节、心理活动、旁枝侧叶，都不涉及。

白居易创作《长恨歌》时，李、杨的传记还没有作为官方正式的文本行于天下。《长恨歌》之前，李白的《清平调》三首，杜甫的《哀江头》等有对杨贵妃的赞美与同情。当然，对李杨的批判讽刺也很多，如杜甫的《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张继的《华清宫》等。唐朝天宝年间，对于马嵬之变就有各种传说，诗人有各种叙写。杜甫身陷囹囫时作的《北征》，赞陈玄礼“仗钺奋忠烈”，“中自诛褒妲”，视杨妃是“褒妲”。这与他颠沛流离而“一饭未尝忘君与”的忠义之气有关。这种批判的态度在后世仍然继续着。大历之后，李杨故事见于歌咏丛谈的很多，白居易和他的朋友陈鸿肯定是听说的，且受到影响。陈鸿的传奇小说《长恨歌传》对史实作了想象性的发挥。传说是对真实的一种想象性解读，或者情感性阐释。《长恨歌传》中写到，在杨妃死后，玄宗睹物思人，对贵妃思念不已。此情如何作结？陈鸿设置了一个来自蜀地的道士，“知上心念杨妃，自言有李少君之术”。道士施展法术各处搜索，终于觅得海上仙山有杨妃居所。方士作为天子的使者见到了杨妃，妃取出金钗钿合，折一半给使者，并说出了只有她与玄宗知晓的秘密：天宝十载，曾在骊山避暑。七月七日夜半，俩人曾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虽然陈寅恪著文怀疑“七夕盟誓”这一细节的真实性， 但仙山寻得杨妃和七月七日长生殿这两个故事，《长恨歌》诗中都有体现，这是各种传说体现于字里行间的文学建构了。

《长恨歌》诗隐去了杨玉环曾是寿王妃的背景。寿王李瑁是唐玄宗与武惠妃所生的儿子，是第十八子。诗开头直接吟咏“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写唐玄宗把处于深闺世人未识的女子杨玉环迎入宫中，为尊者讳，且不直接损伤李、杨爱情的“核心价值”。唐玄宗生于公元685年，在宠妃武惠妃于737年去世时，他52岁（实岁）。身为武惠妃儿媳妇的杨玉环当时18岁，一年前她被册封为“寿王妃”。李、杨年龄相差34岁，以突破人伦始，在改变唐王朝进而中国历史进程的“安史之乱”中，以惨骇的方式终，令人扼腕欷歔。“马嵬事变”发生于公元756年，玄宗时年72岁（虚岁），杨妃38岁。黄仁宇说：“在今日驻颜有术的条件下，一个女人三十八岁不能算是年龄太大，但是在中世纪就很难能有‘芙蓉如面柳如眉’的力量了，可见得白诗听任感情奔放有浪漫主义色彩。” 无论如何，白诗以“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这十四字收束紧张激烈、生死离别的历史画面。“马嵬之变”使李杨爱情终结，背后的实质是不同政治集团的权力角逐与倾轧。护卫皇帝的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行军至离长安百余里的马嵬驿时按兵不动，“六军不发”，包围馆驿。他与太子李亨后来的肃宗有交往，而玄宗的近侍高力士也站在陈玄礼这边。之前朝廷大半年对抗叛军不力促发了众怒，矛头直指靠裙带关系上位至宰相的杨国忠，而杨国忠与太子李亨有嫌隙，他当即被诛杀。最后杨贵妃这根杨门大柱也被拔除，马嵬危机解除，唐王朝的政治走向改变，这就是马嵬惊变背后的政治较量与实质，不是李、杨的深重的感情能承托得住的，也不是诗歌用三言两语能道得清的。诗以“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收束，在厚重的历史面前个人变得很轻。唐玄宗率杨氏及皇子皇孙们逃离长安时，尚是一言九鼎的君主，“马嵬事变”后，成为孤家寡人，不仅爱妃已亡，大权已失，成为太上皇，回宫之后被软禁，连人身自由都失去了。所以白居易写此诗的初衷是“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陈鸿《长恨歌传》），可以说，是想从家国情怀中思考李杨故事，因为安史之乱对大唐王朝的破坏至大。“十年之中，人口损失了三分之二。” 所以编撰于宋的《新唐书·玄宗本纪赞》说：“呜呼！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也谴责君主唐玄宗迷色误国。

但在具体写作时，白居易的叙事出现了矛盾。他开始极写唐玄宗被色迷惑得“从此君王不早朝”，误了国事，以“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句极尽讽刺之意。但写到唐明皇逃亡到蜀地孤独忧伤，“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时，心生恻然。回到宫中又悼痛思念，“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等等，涌起的是满满的同情，令人读之堕泪。诗歌如果在唐明皇无尽思念贵妃中作结，艺术上是欠缺的，于是增加想象，构建新奇的场景，让俩人在海外仙山相遇，并用信物寄词将爱情的忠贞表达到极致。这也成为古今最经典的爱情诗句，化入了中国的情爱文化。而李杨驳杂的故事，其伦理、政治等因素被滤去，建构出凄美执着的爱情场景。可以说历史的真实被想象的情感、浪漫的抒情艺术化地处理了。历史的真实细节隐去，遮蔽了正统意识形态的权威，用文学维度对“情”思考，天子降为思念深重的情人，彰显了人文意识。《长恨歌》是“古今长歌第一”的感伤诗，而作者写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内，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与元九书》）白居易用文学对历史故事进行再建构与思考，显示了诗人对李、杨之事全方位把握的努力。但其主题的前后不一致说明，作者欲对政治与爱情，又涉及家国与历史的复杂故事作总体把握，但终究不能统一于完整的思考。白居易的失败是必然的，他解决不了唐玄宗既作为人间集权者的皇帝，又是心灵相契者的情人这两个角色不能统一的难题。

三、《长恨歌》主题的传播

一定程度上，唐明皇与杨贵妃故事主要是由《长恨歌》来建构的，所谓“千秋艳辞费吟哦，定调端凭《长恨歌》”（樊玉俭《马嵬坡》）。吊诡的是，诗前后主题不一致引发的探讨，使诗的传播更趋活跃。这种探讨，从《长恨歌》诞生时代的评点、题咏，到宋以后持续的争论，特别是20世纪曾出现三次主题思想的讨论的热潮，从未间断。

《长恨歌》之所以千古传诵，除艺术高超之外，所编织的李杨故事，具有君主集权制与爱情心灵至上的不可调和性，从而促发了悲剧意义。从秦始皇到清代最末一个皇帝，帝制赋予一个承大统的男子至高无上的权力：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于一身，这种极权对他人性命生杀予夺，实行终身制，不可转让，而且是世袭的，具有集权性、封闭性、世袭性的特点。这种独特的制度设计是为确保皇帝能制御海内，统驭八荒。它是功能性的，讲求事功，不像爱情是形而上的，讲求心灵相契。帝皇制度与爱情规则哪怕在开放的唐代也冰炭不容。因为帝皇在制度赋权中已非平常人，而是“天子”，这种神圣化的制度设计使一个平凡男子因血缘或排行等因素成为御宇海内的统治者。而爱情是纯粹心灵的命题，贩夫走卒、士庶老幼的普通人都可实践，是人追求在这个世界上与另一个灵魂“相遇”，而“神”并不需求这种“相遇”；帝皇制有强大的制度规约，“国不能一日无君”，唐玄宗没有与杨妃共同赴死的自由，但爱情只需一颗还算健全的心，就能产生这种情感，它崇尚自由，追求个性解放，制度的禁锢是最大的障碍，所以《西厢记》《牡丹亭》要拼力挣破礼教的制梏。帝皇制的实质是“得到”，拥有世上最高的权力去实践事功。帝皇后宫佳丽三千，都是为保证其子嗣不绝，以便政权继承下去，王朝代代延续。爱情的实质是“付出”，为了所爱之人甘愿付出哪怕生命。爱情可以在不同对象与目标上实践，可以中断，另换他人，具有灵活性、非逻辑性等的特点。当然，这是西方话语中的“爱情”。在中国古代，爱情是神圣的，最高境界是坚贞、忠诚、专一、持久。“毂则异室，死则同穴”（《诗经·王风·大车》），追求从一而终、海枯石烂不变心的崇高。但中国婚姻制度的设计与爱情无关。《礼记·昏义》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婚姻是“事宗庙继后世”的事业，在宗法制的古代社会，婚姻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缔结，讲究门当户对，有其现实性，明清时代男女私情是见不得人的。帝皇后宫佳丽三千，是为保证能繁衍子嗣，延续大统，帝皇制不关涉爱情。

帝皇的爱情非普通人的爱情可比照。在同一个人身上，皇帝与情人角色的处理是一个独特的命题。在官方史书中，李隆基作为皇帝的角色贯穿始终，哪怕生死离别，也滤去情感细节，只留下冷冰冰的几个字叙述历史事件：“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旧唐书》）。在李、杨十一年的共同生活中，前面几年，知天命之年的李隆基其皇帝角色是懈怠的。“从此君王不早朝”，更多时间与杨妃在一起，帝皇与情人身份不分。随着年事日高，在权力赋予的考量上更多倾向于杨家，而不是自己久处太子位的李亨，原因是杨氏的阻挠。历史的残酷在于，“安史之乱”爆发，这与玄宗的帝皇角色不到位是相关的。从花甲到古稀之年的老皇帝要勉力维持庞大帝国的现状，平衡诸权力集团的利益，“安史之乱”预示这种努力的背后实则危机重重。到“马嵬事变”时，唐玄宗的角色一分为二了，皇帝角色彰显，情人角色隐去，妃不得不死。但在矛盾强烈冲突的历史节点兆示，71岁的唐玄宗因长期的皇帝角色不到位实际已退出历史了。后世无论是陈鸿的《长恨歌传》，还是白居易的《长恨歌》，对其“情人”角色的否定性叙述话语看，认同了这个角色的不成功。等到玄宗皇帝的身份旁落，诗歌借想象补续了其情人身份，这样诗篇才完整。

白居易《长恨歌》的意义在于，在爱情规约与帝皇制这对不兼容的命题中，人文而细致地展现了这一复杂性，诗意地呈现给世人。白居易敏感地触及了帝皇心灵自由与制度规训的矛盾，但从后人对其主旨众说纷纭的状况来看，他作了一次无果的探讨。他表现在诗中立场的摇摆说明，这个矛盾他无有答案，他将迷惑拋给了后世，随同他一起感慨欷歔，然后纷争不已。史华罗说：“爱情往往是在神话的文学的演绎下获得丰富发展。爱情的意蕴并非偶然成为主导观念，而是文学与特定社会的发展潮流相互作用的产物。” 可惜后代鲜有优秀的文学作品继续深究这一话题。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含有不自觉的“人的觉醒”意味，可惜的是这淹没在后世更加强大的制度规训中了。

《长恨歌》之后，李杨故事的叙事分化为两个方向：一是批判的。如史书的记载，是将李隆基作为帝皇角色叙写。诗人的题咏，继续杜甫《北征》的鞭挞视角。如李商隐的《马嵬》：“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其一）“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如卢家有莫愁。”（其二）极有讽刺意味；二是感伤同情的。如徐夤的《华清宫》：“帘影罢添新翡翠，露华犹湿旧珠玑。君王魂断骊山路，且向蓬瀛伴贵妃。”延续的是《长恨歌》后半段绵绵的思念。贾岛的《马嵬》：“长川几处树青青，孤驿危楼对翠屏。一自上皇惆怅后，至今来往马蹄腥。”对马嵬往事感到很伤痛。另外是戏剧，元杂剧如白朴的《梧桐雨》，清代洪昇的《长生殿》，帝皇角色是背景，重点是李杨的爱情悲剧。

从话语权力代表看，前者主要代表了正统的意识形态，如《新唐书》谴责玄宗“又败以女子”；后者被社会知识精英群体所赞同，广大民众也喜闻乐见。白居易创作出《长恨歌》后，“童子解吟长恨曲”，说明诗中对爱情的吟咏是广为接受的。但另一方面，晚唐以后李杨题材的文学渐趋世俗化。宋乐史的《杨太真外传》博采诸家，采用《长恨歌传》、《明皇杂录》、《酉阳杂俎》、《开元天宝遗事》等各种材料，吸收了民谣，编著以成。《杨太真外传》里写到了回宫后的唐玄宗想重葬杨贵妃但在阻止的种种无奈。《梅妃传》表现唐玄宗的偷情，杨贵妃的悍妒等，展现俩人普通人的一面。“从唐到宋，贵妃题材文学对性的描写逐渐增多，始用淫邪的眼光来看杨贵妃，渲染杨贵妃与安禄山的丑闻，建立杨贵妃、唐玄宗、安禄山的三角关系，世俗趣味体现得越来越明显。” 市井的趣味彰显。

到了清代洪昇的《长生殿》，依据《长恨歌》、融合民间传说创作而成。剧深入细腻地描绘了李杨的爱情。整剧脍炙人口，成为传世佳作。近代，戏剧表现杨贵妃的代表人物是京剧大师梅兰芳。他以高难度的做、迤逦宛转的唱表现了杨贵妃独特的美：娇柔。梅兰芳以炉火纯青的艺术手法，表现了贵妃慵倦妩媚的醉态，成为戏剧经典。在当代，大型交响京剧《大唐贵妃》气势恢宏，音乐激扬，继续以李杨爱情悲剧为主题，展现李杨从宠到死于马嵬的曲折动人故事。尾曲以《梨花颂》吟咏贵妃的美丽，一唱三叹。所以，李杨的爱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被表现吟咏。

《长恨歌》中，白居易遭遇了帝皇制度与爱情文化之间相互排斥而带来的“两难”。李杨故事最特殊的情景是他们遭遇了“安史之乱”。李隆基难以突破君主制的规制，故难以实现爱情的盟誓，所以此恨绵绵。《长恨歌》的意义在于在君主体制中，突出了“人的主题”。在后世的传播中，白居易的叙事困境分化为批判讽刺与同情赞美两个方向，分别代表不同的权力话语。在唐代，诗人们以正统精英的意识展开的批判比同情多。到了晚唐及宋代，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趣味占上风，以各种文学形式表现的李杨故事，渐趋世俗化。到了当代，李杨的爱情被集中表现，帝妃之间忠贞不渝海誓山盟的爱情誓言，沉积为中国经典的爱情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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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地址：310018 浙江工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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